说历史：军政双全:也说陈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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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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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人物中，军政双全的极为罕见，如果说有，那应当首推陈昌浩。
陈昌浩教育程度比较高。年轻时在武昌大学学习过，27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三年后回国。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马列理论功底深厚。

陈与张国焘共赴鄂豫皖，出任红四军政委，成立四方面军后任方面军总政委，时年25岁，应该是中共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政委。

在鄂豫皖，陈昌浩整军经武，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出彩的是1931年12月22日上午，陈昌浩乘坐着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品，从心理上摧垮了敌人的防线，使红军很快就攻占了黄安城。

之后，陈又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著名战役。可以说红四方面军是在张国焘亲自领导下，陈昌浩直接指挥下发展壮大的。

虽说陈昌浩作为战场一线的最高领导，舍身冒险不太理性。但在敌强我弱的红军发展之初，指挥员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对下面的指战员们是有极大示范鼓舞作用的。总指挥徐向前都由衷赞叹“他真能干”。其他中下层干部们谁还能不服气呢？比如许世友，虽然多次参加敢死队冲锋陷阵，但那终归是在地面上，要让他像陈昌浩那样坐飞机到天上去扔炸弹，他还真未必敢。再加上陈昌浩又是莫斯科回来的二十八个半，用徐帅的话说就是“他能说会写，大家都怕他”。

陈昌浩应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但人很聪明，徐帅说他“打仗不外行”。也就是肯定了陈昌浩的军事指挥能力。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肃反自然是他份内之事，他杀人较多，红四人更对他充满敬畏。红四肃反是否是三个方面军中杀人最多，比例最大的，没有具体数据。但夏曦在湘鄂西红二肃反应该更厉害。

陈昌浩少年得志，脾气火爆。在川陕时鞭打电话中对他爆粗口的参谋长倪志亮，枪杀因为就对待军阀杨森的态度，与他发生争执的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可见当年的陈昌浩是何等的骄狂，何等的不可一世。连老上级张主席都得让他三分。红四的军阀作风大概也与他这个总政委自己的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

红四在第四次反围剿时退出根据地鄂豫皖，转战四川巴中，建立川陕根据地，在张国焘陈昌浩的领导下迅速发展，陈居功至伟。到红四与中央红军两河口会师时，红四八万多人马，军容整齐，武器弹药充足。朱总司令看后由衷赞赏。

陈昌浩与张国焘的关系比较微妙，论党内资历，陈昌浩当然远不如张国焘，但陈和张都在苏联学习工作过，十分了解彼此的底细。

张国焘曾经多次指责批评甚至反对过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被共产国际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过。张不是纯正国际派，而陈昌浩是。再加上张出身大地主家庭，所以国际派认为张并不可靠，这一点连远在国内鄂豫皖的许继慎等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国际认定的“老机”，根正苗红的陈昌浩心里肯定对张不是百分百信任和尊敬的。或者说，陈昌浩就是来鄂豫皖监视张国焘的。

陈昌浩出任红四总政委，当然得张点头，但也一定是中央和国际认可同意的。这些情况，红四留苏的人，特别是国际派是很清楚的，所以有沈泽民为是否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敢于和张争吵。但这些内情，红四中下层，甚至是高级将领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当然认为张主席代表了中央，中央高层是团结一致的。

其实国际的判断也没错，还真可能就是出身的原因，张国焘想要执行的正是右倾富农路线，比如废止苏维埃，这一点和井冈山的教员是一样，也都被国际派打压排挤。当年，他倆最大的对手是国际派二十八个半，但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倆只有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份。

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陈昌浩等红四国际派们敢于否决张主席的停止苏维埃，建立西北联邦政府的政治路线。两河口会师，张闻天、博古、凯丰等国际派也因此写文章攻击张国焘，那时因为已经长期和国际失去联系，陈昌浩并不知道国际的真实意图，所以他和张站到了一边。南下失败后，张浩号称代表国际来调停红一红四的矛盾，并将红一红四并列，同属国际直接领导。“圣旨”颁下，张陈二人不敢不遵，立即取消了自己成立的临时中央。

第二次会宁会师前的甘肃漳县会议，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命令红四西撤，去甘肃建立根据地，而不是北上陕北。其实陕北也有来电通报当地贫瘠，人烟稀少，养不起这么多军队。意思是红四应该另觅他处。这其中含义深奥:即张浩冒充国际钦差，假传“圣旨”，张陈暂时无法知道。如果会师陕北，最终必然穿帮，红四四万人马，张陈等岂肯善罢甘休？不在一起，矛盾也就不会激化。

而陈昌浩则认为必须表明追随中央的态度，将功补过，北上陕北会师。两人争吵激烈，陈昌浩以红四总政委名义命令红四各部停止西撤，原地待命。并要张国焘向中央承认错误。陈此时可能确有取张国焘而代之的意思。张没办法，只能去争取红四的高级干部们支持自己。徐向前等人觉得一是张的西进计划有道理，二是不愿意再和红一搞在一起又起摩擦。三是觉得陈昌浩此时想取张主席而代之，不太地道。于是大家都支持了张。陈昌浩也只好作罢。

说说陈昌浩南下和西进直接指挥的二次失败:
陈昌浩少年登科，鄂豫皖以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几乎是一帆风顺，因此自视极高，难免轻敌。鄂豫皖时对中央军如此，川陕对四川军阀更是如此。所以南下第二阶段，张主席要退守西康，陈昌浩却要“打到成都吃大米”。而此时薛岳已率中央军入川，川军军阀们守土拼命，中央军飞机大炮，武器精良。所以红四百丈关大败，人马折损过半。
西路军时，陈昌浩再次轻敌，根本不把马家军这种“土包子”军队放在眼里，而由冯玉祥西北军起义过来的五军团，当年曾经与马家军骑兵交过手，打得他们大败，想必董振堂也对陈昌浩讲了这段经历，加重了陈昌浩的轻敌思想。再加上西安事变，中共与张杨结成“三位一体”，共同对蒋，因此西路军去不去远方接受苏联武器装备暂时不太重要了，就地建立根据地，战略上对大局更有帮助，中央有令，背着南下另立中央包袱的陈昌浩不敢不听。最后导致西路军全军覆灭，主帅陈昌浩当然责任最大。这就是徐帅回忆录里提到的“陈昌浩患得患失，没有机断专行”。

中央对陈昌浩的处理应该说不过份，西路军全军覆灭，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败仗。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萧劲光因为打了败仗，差点被李德枪毙，是毛出面才保下来的。西路军失败后，徐陈二位主帅丢下部队，单独离队，罪责当然大过萧劲光。陈昌浩是难辞其咎的。

听陈昌浩后人讲过一段趣事。陈昌浩在苏联出生的最小的儿子陈祖莫中学时，暑假到南京旅游，时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接待这位老首长的幺公子，闲谈间，陈祖莫说:据说您当年因为打仗意见不同，和我父亲大吵。许世友听后腾的站起来说:我哪里敢，就是枪毙我，我也不敢。可见陈昌浩当年在红四的威性之高。

67年文革，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上将，陈昌浩的老部下，闹出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黑后台”当然就直指徐向前陈昌浩。陈昌浩在惊恐绝望之中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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